劉忠範（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摘 要：“研發代工”是由科技研發機構針對特定企業的技術需求，組建由高水平專業人員構成的專門研發團隊，面向市場需求開展訂制化的技術研發。“研發代工方”與“企業方”通過全過程利益捆綁，實現從基礎研究到産業化落地的無縫銜接。這是一個全新的、适合中國國情的産學研結合模式，有望解決我國企業創新能力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的難題。建議政府成立新型研發機構，制定配套政策，開展“研發代工”試點工作。

一、問題提出的背景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基礎研究隊伍。據統計，2016年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總數已躍居世界首位。我國還擁有全球最活躍的企業，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快速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但是，這兩大闆塊之間并未形成良好的協同效應，表現為非常低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量的科技資源浪費、以及企業核心競争力的不足，導緻多數企業隻能參與中低端産業的國際競争。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産學研協同創新之路，推進科技與産業的深度融合，是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提升發展質量的必由之路。

二、“研發代工”是适合中國國情的産學研協同創新之路

與傳統的加工制造領域的“代工生産”不同，“研發代工”是由科技研發機構針對特定企業的技術需求，組建由高水平專業人員構成的專門研發團隊，面向市場需求開展訂制化的技術研發。“研發代工方”與“企業方”通過全過程利益捆綁，實現從基礎研究到産業化落地的無縫銜接。這種“研發代工”模式有以下優點：

（1）有效解決企業、尤其中小型企業技術研發能力不足、缺少核心競争力的難題。通過“研發代工”模式，企業建立了專屬于自己的研發平台。該平台由研究實力雄厚的專業研發機構負責運行管理，針對企業需求開展市場牽引的技術研發工作。“研發代工”平台設在科技資源密集的大中城市，解決了偏遠地區企業人才吸引力不足和普通企業研發文化匮乏的難題。

（2）有效解決我國基礎研究與産業脫節嚴重、成果轉化率低的難題。“研發代工”團隊直接對代工企業負責，有着明确的技術和市場目标，避免了當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閉門造車”、研究成果不接地氣因而很難轉化的現實問題。

（3）“研發代工方”專注于技術研發，“企業方”專注于産業化和市場開拓，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回避了“教授辦企業”的諸多問題，大幅度增加科研人員推進成果産業化的意願。

（4）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方式通常采用項目制或技術轉讓制。在高新技術領域，一般風險高、成功率低。“研發代工”模式不拘泥于單一特定技術的合作成功與否，而是全方位的捆綁式合作，通過共同努力和堅持實現技術與市場的對接，因此可大幅度提高成果轉化的成功率。這種協作模式還有助于雙方共同打造品牌産品，并不斷升級換代，提高市場競争力。

（5）針對特定高科技領域的大型研發代工平台，可對接多個相關企業。通過知識和硬件設施共享、技術團隊專有的運行機制，可大幅度降低研發成本。在政府資金和風投的支持下，研發代工機構還可以布局中長期技術研發，不斷提升研發代工能力和對外吸引力。

（6）有助于改善以盲目追求發表論文為導向的當前科技評價體制，引導廣大科研人員從事真正有實用價值的研究，讓國家不斷增長的科技研發投入能夠真正開花結果。

   基于以上理由，提出三點建議：

（1）成立新型研發機構，開展“研發代工”試點

由政府主導，選擇若幹典型的高新技術領域（例如石墨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成立由高校或科研院所、企業或行業組織共同組建的新型研發機構，開展“研發代工”模式的試點工作。

（2）制定配套政策，對研發代工機構給予傾斜支持

   針對性地制定配套政策，最大限度地釋放政策紅利，按“特區”模式先行先試。政府可以按PPP模式，參與建設研發代工機構，并在土地使用、人才引進、稅收等諸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3）在北京全國科創中心和雄安新區建設中引入“研發代工”模式

   北京集中了全國最雄厚的科技創新資源，蓄勢待發中的雄安新區是創新驅動發展模式探索的最佳場所。建議在北京“三城一區”和雄安新區建設中，通過“研發代工”模式，引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發資源與企業整合，建立若幹大型高科技産業研發平台，開拓具有北京和雄安特色的“研發總部經濟”。